“贞操权”有违权利法定原则

　　【编者按】

　　近期，广东东莞一位受到性欺骗的女性以侵犯“贞操权”为由，将男友告上法庭并胜诉。本刊今年第11期刊发有关此案的系列报道后，读者、网友就“贞操权”展开了激烈争辩，“司法机关能否创制民事权利”等深层次问题亦浮出水面。本期“视点”专栏特发表两位法学专家的不同看法，以期将这场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。

　　- 乔新生

　　法学界普遍认为，在民事权利中，物权法定是基本原则，其他民事权利可以由当事人约定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在成文法国家，公民的民事权利必须表现为法条上的权利，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，权利法定原则就难以落实。如果允许公民自行拟制权利，权利法定原则就会被架空。

　　我国法律已赋予公民内容广泛的人身权利，而人身权利的特殊性在于，不但有具体的人身权利，而且有抽象的人身权利。法律之所以如此安排，就是为了全面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。因此，在法律没有规定具体人身权利时，公民完全可以援引抽象民事权利的规定，请求司法机关保护自己的权利。性侵犯从本质而言是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，与其在司法判决中创制所谓的“贞操权”，不如直接按照现行法律中所规定的抽象人身权利作出判决。这样做，既尊重了民事权利法定的原则，同时又能切实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。

　　在现代社会，公民的民事权利无微不至、无处不在。但这决不意味着，公民个人或司法机关可以肆意创制新型权利。带有浓重封建气味的“贞操权”，在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法律概念。公民自由处分自己的身体，包括选择自己的性伙伴，是一种基本的民事权利。但在发生性关系之后，因反悔而请求保护自己的“贞操权”，毫无疑问是对法律的绝妙讽刺。如果因为受到欺骗或胁迫而发生性关系，真心付出的一方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权。在贞操问题上做文章，只能说明彼此之间存在着性交易关系。

　　当前，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创制民事权利，有些学者将其视为司法创新，对此击节叫好。但是笔者认为，司法机关尊重民事权利法定的原则，不随意创制民事权利进而突破法律的原则，或者任意扩大民事权利的内涵，可能更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。不难设想，如果每个公民都可以凭空想象自己的权利，并且以此请求司法机关保护自己的“权利”，那么，公民的“权利”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得到了保护，但是法律的尊严必将荡然无存。

　　司法机关对待民事权利，还是采取保守姿态为好。对于公民提出的民事诉讼，凡是符合起诉条件的，法院都应该受理。但是在作出判决时，法院应当慎重选择权利的类别，严格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作出裁判。如果一味满足原告的权利主张，却不尊重权利法定原则，权利的滥用现象将会十分普遍。当然，立法机关今后修改相关民事法律时，可以而且应当充实权利的内容，并且认真梳理中国的民事权利体系，以确保公民的民事权利更加清晰，而且具有可诉性。

　　(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

　　应当为性自主权正名

　　- 杨立新

　　在广东

东莞判例中引起广泛关注的“贞操权”，只是民间社会的俗称。按照严格的法律概念，“贞操权”应称作“性自主权”，它是指自然人独立支配自身性利益的权利。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对性自主权作出明文规定，但从事民法研究的学者，大多认定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。

　　一些人不接受性自主权，主要出于三个理由：第一，性自主权不是法定的权利，不符合权利法定主义；第二，性自主权可以由抽象的人格尊严权所概括，不必确认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；第三，所谓的“贞操权”是封建落后的观念，不应存身于现代社会，也不必对其进行司法保护。

　　但在笔者看来，这些反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。首先，在民法体系中，只有

物权法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，其他民事权利从来没有规定过权利法定主义规则。就人格权而言，人格利益具有不断发展、不断扩张的属性，法律没有规定的人格权，并不意味着不能发展为独立的人格权。人格权的立法，永远要为人格权的发展预留空间。举例而言，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隐私权、知情权等等，都是最近一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人格权，并且已成为全世界通行的重要民事权利。具体到性自主权，虽然目前尚未在我国民事法律中明确规定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，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人格权性质，而且在刑法和行政法中，事实上都已对其进行法律保护。

　　其次，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人格尊严权，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性自主权，但是，性自主权涉及的并不是一般的人格尊严，而是有独立的内涵。因此，借助人格尊严权所作的一般性保护，并不能完整、完善地保护当事人的性利益。正因此，在起草民法典中的人格权法时，才特别强调将性自主权规定为独立的人格权，如此，才能更好地保证公民享有正当的性利益，同时为制裁

性骚扰等违法行为提供更好的法律依据。

　　再有，有些人指责“贞操权”是落后的观念，实际上是将贞操与贞操权混为一谈。如果法律设定“贞操权”或“性自主权”的目的，仅仅是保护人的贞操，并且要求人们恪守贞操，那的确是落入了封建落后的观念陷阱。但法律之所以设立性自主权，其宗旨是为了维护人的基本权利，保护人的正当的性尊严和性利益。正因此，学者们才主张用“性自主权”概念代替民间俗称的“贞操权”概念，以免将贞操与“贞操权”混为一谈，进而对性自主权产生误读。

　　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司法实践中究竟能不能创制民事权利？对此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。笔者认为，我国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不够健全是一个客观事实，以《民法通则》为例，在精神性人格权方面仅仅规定了姓名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和荣誉权，而隐私权、人身自由权、知情权等当下十分“热门”的权利，无一不是通过司法实践的判例所创造的。虽然有人指责这是“法官造法”，不符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传统，但是，即使在德国这个最为严格的大陆法系国家，仍然具有“法官法”的渊源，德国对一般人格权等人格权的保护，实际上都是依据法官判例所创造的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我国法制不健全的现实语境下，除了加快完善相关立法，司法机关也应在尊重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，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。如此，才能回应全社会风起云涌的维权呼声，才能对公民权利作出全方位的保护，也才能使每位公民生活得更有尊严、更有品位。正因此，对于东莞法院的破冰式判决，我们应当送上热烈的掌声。

　　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